國戰會論壇/侯長坤》拜習再對話? 中美關係第四次緩和的開端

文/侯長坤

2023年10月2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宣布，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邀請，外交部長王毅於10月26日至28日訪問美國。10月27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白宮會見到訪的王毅，訪問期間，王毅還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兩輪會談，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進行戰略溝通。

早在王毅訪美前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5日就中美關係發表公開談話，直言中國願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與美國妥善管控分歧與因應全球挑戰。拜登總統對美中之間可以進行的合作做了限定，即，「在需要我們共同努力才能取得進展的問題上進行合作」。

王毅在會見拜登時也表示，中方重視美方希望穩定和改善對華關係，「我們要本著對世界、對歷史、對人民負責任態度，按照習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推動中美關係真正穩下來、好起來」。拜登向王毅表示，美國和中國都需要「負責任地」管理兩國關係中的競爭，並「維持開放的溝通管道」，美中都必須共同努力應對全球挑戰。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美關係史來看，此次中美再對話，或將成為契機、迎來第四次中美關係緩和的開端。

第一次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緩和

歷史上，中美關係出現了三次從緊張到緩和的過程。第一次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緩和，涵蓋了1949年前後至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以中國主動尋求改善關係為特點。1948年，隨著蘇南衝突（蘇聯與南斯拉夫）公開化，美國也希望中共有狄托主義，以圖在蘇聯和中國之間打入楔子。

1949年，中國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灶」、「一邊倒」三大外交政策，中美對峙出現。於是美國利用太平洋海島防禦圈，以日本、菲律賓為柱石，針對中共。1950年，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後，中國志願軍與美軍在朝鮮半島開戰，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

然而，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主動尋求與美國改善關係，日內瓦領事級會談不定期舉行；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第一次會議在日內瓦開始。

1959年，美國《康隆（Conlon）報告》奠定了對華政策的基調，分為兩階段七措施，包括試探交流階段和解除禁運、贊成進入聯合國階段；1966年，美國福布萊特對華政策聽證會召開，會議提出對話政策靈活性、遏制但不孤立，成為對華輿論轉折點。由此，中美關係出現了第一次緩和。

第二次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緩和

第二次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緩和，涵蓋了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歷史，以蘇聯的外部威脅促使中美關係正常化為特點。19世紀60年代，隨著中美兩國在中南半島越、寮、柬三國地區支持不同的政權並展開鬥爭，中美關係再次緊張。

但是，中美兩國都面臨與蘇聯關係惡化。對於中國而言，1959年起，中蘇元首會談預示著中蘇戰略合作走向衰亡；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失敗到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安全戰略做出調整，向防範蘇聯轉移；1965年，中國《人民日報》宣布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1969年，中蘇珍寶島戰役。對於美國而言，美蘇爭霸一直存在，特別是在邊緣地區進行不懈和代價高昂的爭奪，例如越南、阿富汗、衣索比亞、中東等地區。

因此，面臨共同的蘇聯威脅，中美關係走向緩和。中美在愛沙尼亞、巴基斯坦、巴黎等秘密管道上不斷溝通。1969年，尼克森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指出蘇聯更具侵略性，同時因珍寶島戰役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美國開始放寬對華限制。1972年，中美乒乓外交、季辛吉訪華、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代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

第三次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緩和

第三次中美關係總體上的緊張到緩和，涵蓋了1989年至21世紀初的歷史，以一系列國際合作為特點。1989年，起於中國北京政治風波，之後美國數任政府時期對中國採取嚴厲制裁，中美關係數次緊張。

然而，美國也採取努力避免關係滑坡，如1989年下半年，美國前總統與前國務卿先後訪問中國，老布希政府採取措施與中國恢復關係，拒絕國會提出的一些嚴厲的制裁措施。同時，由於三次大的國際合作，中美關係走向緩和。

三次國際合作包括伊拉克戰爭、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反恐戰爭，中國對美國的配合。其一，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灣危機使中國國際地位凸顯，老布希政府為了贏得中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波灣地區集結兵力的諒解，加強了對華外交，例如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政策。

其二，1993年，美國柯林頓總統上台，其行政命令把最惠國待遇政治化，將人權問題的解決作為先決條件，中美關係在原有基礎上緊張。但是，在1994年第一次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美國需要中國在其中斡旋，從而緩解朝鮮半島因為核設施的緊張局勢，最終北韓與美國代表在紐約舉行會談。因此，柯林頓政府考慮與中國強化接觸，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不再掛鉤。1997年、1998年，中美兩國元首江澤民與柯林頓互訪，兩國元首決定建立建設性戰略合作夥伴。

其三，1999年，美國小布希總統上台，其認為中國是戰略競爭者，而不是戰略夥伴，加上之前出現的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事件、一直存在的台灣問題、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中美關係一度緊張。但是，在911事件之後，美國宣布處於反恐戰爭中，中國也表達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意願，小布希把中國稱作全球反恐聯盟的重要夥伴，尋求合作關係，中美關係再次緩和。

現在：第四次中美關係的緊張

第四次中美關係的緊張，涵蓋了美國反恐戰爭結束到現在的歷史，並已出現從緊張到緩和的曙光。美國歐巴馬政府時期，終於宣布了美國反恐戰爭的結束，美國的注意力得以轉回到亞洲，於2012年提出的「重返亞洲」、2015年把中國排斥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談判結束；川普政府時期，雖然美國宣布退出TPP，但2018年與中國開始貿易戰，台灣問題也仍是美國制衡中國大陸的手段之一，特別是在拜登政府時期，2022年、2023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與蔡英文面對面直接接觸，導致了中國大陸的激烈反應、台海局勢的緊張，進而促使中美關係的緊張。

然而，在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2023年巴以衝突（以色列-哈瑪斯戰爭），中國又一次的被需要表態，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需要中國在這些衝突背景之下發揮和平作用，參照以往的歷史經驗，中美之間有可能再一次的由於世界情勢緊急，需要相互配合與諒解、合作並共同發揮和平作用，中美關係也有可能見到從緊張到緩和的曙光。

中美關係的緩和特點

從以往歷史經驗來看，首先，中美關係是緊張與緩和並存且重疊的，但緩和可以不斷的疊加，緩和的要素不斷積累以形成一次中美關係好的進展。其次，在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緩和案例中，美國更多是由於外界的情勢所迫，需要中國因而被動的與中國改善關係，而中國有可能會採取主動示好以緩和中美關係。最後，我們還是期待中美關係能夠再一次從緊張走向緩和。

（作者侯長坤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