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羅慶生》援烏抗俄圍中處處錢坑 拜登陷理想主義困境

文/羅慶生

在沙烏地阿拉伯海濱城市吉達參加「吉達安全與發展峰會」後，拜登總統的中東之行結束。雖然在以色列的行程成果不錯，成功召開「I2U2集團」（印度，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美國）的線上峰會，但訪問沙國的預期成果落空。路透社的報導，直接質疑這次訪問是否值得。

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的兩難

拜登這次訪問沙烏地阿拉伯的立場尷尬，面臨價值觀與國家利益衝突的兩難情境。2018年沙國異議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被殺害，當時正在競選總統的拜登曾怒稱要將沙國變成「賤民」（pariah）國家。之後拜登政府公布情報調查結果，指出殺害哈紹吉的主謀就是沙國王儲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因而拜登到訪如何與這位沙國實際領導人互動，就眾所矚目。

拜登為何要訪問沙國？首先是為了石油。美國通貨膨脹嚴重，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高達9.1%，創40多年新高，人民怨聲載道。拜登身為總統必須出點力，不能只依靠聯準會（FED）的升息。沙烏地阿拉伯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地位舉足輕重，訪問沙國希望能增產石油，讓油價下跌。其次是為了大國競爭。中國與沙國的關係愈來愈密切，正加速推動沙國出口中國石油以人民幣計價。美國必須修補與沙國關係的裂痕，重修舊好，才能鞏固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避免中國與俄羅斯趁虛而入。

但拜登能因此而和自己認證的「殺人兇手」握手言歡嗎？這和人權與民主的美國價值觀衝突，許多民主黨人士與人權組織對此很不以為然。《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即指出，訪問沙國的任何正當理由都無法抹去一個事實：這是拜登的失敗，沙爾曼王儲個人的政治勝利。

拜登因而在出發前投書《華盛頓郵報》尋求民眾諒解。他強調，他對人權的立場很明確，然而為了反擊俄羅斯與勝過中國，必須直接與有影響力的國家接觸。拜登指出，他的目標是「基於共同利益與責任」加強美國與沙國的夥伴關係，「同時堅持美國的基本價值」。

然而熟知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人都知道，外交政策取向上「利益」與「價值觀」經常衝突，很難兩全其美。拜登以和沙爾曼「碰拳」取代了握手，還當面指責沙爾曼應該對哈紹吉的死負責，試圖穩固他的「價值觀」立場，但也因而沒有達成訪問目的，還遭沙爾曼「美國也曾犯錯」的反嗆。這結果，還真不如不去。

拜登這次出訪沙國可能兩頭都落空。問題是，如果「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真的不能兩全其美，必須有所取捨，那外交政策應該以哪個優先？

美國重回「理想主義」路線

事實上，外交政策應該是利益取向，還是價值觀取向？這在80年前，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就已經辯論過了。

1939年，二戰爆發之際，英國威爾士大學教授卡爾（E.H. Carr）出版了《二十年危機》一書，整理兩次世界大戰間20年國際關係的脈絡，也探討戰爭為何會發生。他將國際關係理論區分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派，批判了當時主流的理想主義，認為那種烏托邦思想脫離實際，主張正視國際關係的現實，權力才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道義和民主要依賴權力才能起作用。

他的論點在二戰結束後掀起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一次大辯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二戰殘酷的現實讓人們選擇拋棄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學派取得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地位。此後大家信奉：「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美國總統向國民解釋他的外交政策時，也都不會忘記加上一句：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拜登政府改變了這傳統，他不再強調美國的「國家利益」，改以符合我們的「價值觀」，作為他外交行動的註腳。

為何如此？從表面上看，這是拜登政府確定中國為美國最主要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後，選擇以「聯合盟友」作為抗中策略的自然演變。除了凸顯拜登與前總統川普堅持「美國第一」的格局不同，要區分朋友與對手，本身就需有明確的差異性。中國制度與價值觀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聯合起來維護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就成為美國說服盟友放棄貿易利益與美國聯合抗中，最動人的說詞。這是美國外交政策，堅持理念的理想主義的回歸。

矛盾的是，「地緣政治競爭」的概念卻是現實主義的。除了歐洲與五眼聯盟等老夥伴外，美國實際上是基於地緣政治利益選擇盟友，最具指標意義的就是印度。印度人口將要超越中國，經濟也正快速發展。如果要在歐亞大陸操作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印度比俄羅斯更有制衡中國的潛力。

因而拜登政府拉攏印度可謂不遺餘力，不僅將印度拉進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對印度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大量購買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也未加指責，這次在以色列召開的「I2U2集團」首次峰會，還邀請印度入列，將印度的國際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加上拜登召開「民主峰會」，邀請名單也充滿地緣政治考量。這使外界質疑美國的外交政策，只是披著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外衣，實際上仍是只考慮美國自己利益的現實主義操作。

然而更深層次的觀察，美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色彩其實是一直存在的。和「美國例外主義」共生，美國人具有獨特的道德感，認為美國有責任為人類更大利益採取行動。正如「霸權穩定論」倡議者之一的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沒有人喜歡政治現實主義」，美國人其實很討厭外交政策被迫屈服於國際政治現實的操作。這次烏克蘭戰爭更挑動了美國人內心深處的正義感：俄羅斯是「壞」人，烏克蘭是「好」人，俄羅斯一定要為入侵烏克蘭付出代價。主張烏克蘭應該對俄羅斯讓出領土以尋求和平的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因而被罵得臭頭。

拜登政府的決策困境

理想主義的問題，在7、80年前就已經遭到國際關係學界的批判。簡單來說，道德訴求與政治成功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以致目的可能是好的，但結果卻可能是壞的。雖然如此，在美國獨特的道德感下，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拉鋸。只要國力夠，美國以當「世界警察」自豪。

1990年，國力顛峰時期，美國發動了波斯灣戰爭，懲罰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海珊政權。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懲罰庇護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權。2003年，再度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可能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海珊。直到去年，才勉強從阿富汗完成撤軍，30年在中東的戰爭拖垮了美國。美國現在需要的是休養生息，無力再像以前如「奧林帕斯山眾神」般的對全世界指點江山。堅持要俄羅斯為入侵付出代價，雖然在道德上無懈可擊，但實踐結果，卻可能進一步削弱美國。

這是季辛吉等現實主義者所擔憂，他們理解國際政治的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才希望盡快結束烏克蘭戰爭。這位地緣政治大師還前瞻未來，反對削弱俄羅斯國力，以維持歐洲，甚至歐亞大陸的權力平衡。

堅持美國「價值觀」的理想主義回歸，已讓拜登政府的決策陷入兩難。明知結束烏克蘭戰爭符合美國利益，但又不能不大力援助烏克蘭；明知必須拉攏沙烏地阿拉伯，卻又不能不指責沙國王儲沙爾曼的不是。甚至明知取消對中國徵收的關稅可以降低高漲的通膨壓力，在堅持抗中的政治氛圍下，又不能不維持下去。

拜登政府的困境，其實是自己造成的。從大國競爭觀點，拜登團隊擬訂出的「以價值觀聯合盟友抗中」是個好戰略，讓盟邦願意犧牲與中國的貿易利益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以道德感聯合歐洲懲罰俄羅斯」同樣是個好戰略，讓歐洲人願意忍受高通膨與歐盟獨立性，團結在美國領導的北約之下。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的確回來了。

但正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任何意識形態化的烏托邦都是危險的。拜登團隊打開了理想主義的「潘朵拉盒子」，美國現在道德感高漲，已經綁架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深遠。80年前卡爾將二次大戰發生的深層原因歸之於理想主義；未來世界會不會因此變得更危險？將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