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零工經濟的風險與迷思

文/李路

台灣近日才有女外送員因店家惡意拖單而發生口角，還被辱罵「破查某」，消息曝光引發網路撻伐；而中國日前也發生外送員和社區保全起衝突，最後慘遭亂棍打死的憾事，造成當地熱議。事件雖然發生在不同地區，但都凸顯零工經濟在缺乏制度保障下的外送員悲歌。

「零工經濟（Gig economy）」、「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近來變成很潮的新名詞，台灣路上隨處可見Foodpanda和Uber Eats 外送員在各大巷弄穿梭。這種看起來時髦、時間彈性又自由的工作，深受年輕人喜愛，卻也暗藏不少迷思，其中又以工時過長與缺乏勞動保障制度，令零工經濟從業人員承擔很大的風險。

零工經濟是指透過互聯網提供專業外包服務或按需(on-demand)服務如運輸、餐飲外送、清潔服務等；或分包由多人共同完成的眾包(crowdsourcing)等工作型態，具有彈性化、零碎化的特性。這種新的經濟模式雖然衍生出新興工作型態與工作機會，但如何界定僱傭關係，以及釐清勞務提供者、需求者與平台業者在勞動關係中的角色與責任，成為各國關注的勞動議題。

零工經濟工作者的主要風險在於工時相對來說會比較長，因為如果要賺取到跟上班族一樣的薪水甚或更高的報酬，他必須要勇於接案，不管是高端的軟體設計還是低門檻的外送工作。雖然有些「專職」外送員一個月可以賺取8、9萬元新台幣的酬勞，但以一張單可抽成50~70元之間不等來看，必須要犧牲週末假日、不眠不休才能換來。

也就是說，零工經濟的高酬勞是用高工時所換來的，工作過勞、在外搶單、搶外所可能造成的意外事故傷害等職業安全衛生風險也比別人高，再加上也可能會面臨失業困境，但這些問題在從業人員跟雇主方沒有雇傭關係之下，普遍缺乏社會保障制度支持，一切必須由外送員自行承擔。

再來，零工經濟下，受僱勞工的退休生活保障也會相對不足。因為一般勞工至少有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跟企業退休金保障退休後的生活，但對零工經濟的人員由於非僱傭關係，也不會有企業退休金，他老年的生活保障大概只剩勞保的老年給付，退休後較難有好的生活品質。

或許，很多人過份美化零工經濟帶來的經濟效應，但根據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EPI在2018年完成的Uber與勞動市場調查報告《Uber and the labor market》指出，美國共有83萬名Uber駕駛，當中有9萬名是全職。該研究並發現扣除Uber規費、車輛花費與自付的社會保險費用之後，Uber司機平均時薪僅有9.12美元，而Uber在美國所創造的年度總報酬為50億美元，約為全國薪資報酬的0.022%，並依此推估美國零工經濟Gig economy所創造報酬僅有全國新資報酬的0.034%，也就是說零工經濟的經濟效果在美國是非常有限，而且是低薪產業。

互聯網興起後一直存在一種技術迷信，就是所謂的「互聯網＋」、好像加上這個加號後，陡然地就什麼都增值了。「互聯網＋」廣泛運用到各個產業，譬如在台灣叫計程車的Uber App就是互聯網＋交通；其他的還有互聯網＋旅行預訂、互聯網＋金融支付、互聯網＋零售等等。

這些移動互聯網、雲端計算、大數據的技術確實都在發展，但也存在著一些悖論，就像是機器對人工作機會的剝奪，將可能讓失業問題更加嚴峻；還有就是資本家對個體的剝削，如上述從事零工經濟的個體其實是沒有任何跟雇主的議價的能力，尤其如果從事的是低門檻、低水平的生活服務業，如果你不想做，還有別人做。因此，低薪、低福利、低權力，是看起來美好生活的零工經濟下，一直存在的黑暗面。

零工經濟的另一個迷思是「壟斷」，很多平台經濟業者並未雇用員工，但他掌握很多商品和貨物的流通，這些企業透過股票上市，從市場吸納了大量資本以讓他們在企業發展上站有更有利的地位，未來可能會變成少數平台業者掌控了多數市場的情況。

中國的社區團購就是最好的例子，互聯網的社區團購對傳統產業造成一種掠奪性的破壞，因為互聯網巨頭挟著巨量資本和用戶人口，擁有強大的議價能力，不僅可將價格壓到最低，甚至逼得菜農和商販沒有生意可做。

中國政府看到了這個問題，日前召開「規範社區團購秩序行政指導會」，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滴滴等6家企業與會。會中要求業者嚴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過低價傾銷、價格串通、哄抬價格、價格欺詐等方式濫用自主定價；不得有壟斷協議；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不得限制競爭；不得虛假宣傳；不得利用數據優勢「殺熟」（熟客反而花更多錢消費）；不得利用技術手段損害競爭秩序；不得非法收集與濫用消費者資料；不得銷售假貨等。為的就是避免互聯網企業低價傾銷，壟斷市場。

當人們的食衣住行都可以透過互聯網經濟進行時，人與人之間面對面交往的機會將越來越匱乏，城市空間也會慢慢死去。人的高層次需求的滿足，有賴於社會化生存這一前提，而缺乏實體商業的城市，會慢慢摧毀多元城市文化，城市的地方特色也會被互聯網經濟所代表的標準化模式替代。同時，城市創新的源頭也會失去。因為創新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創新的載體也是各行各業的人，一個缺乏社會化交往、互動的城市，就像失去水源的樹木，將很快枯萎。

零工經濟是一種在勞動保障不足下、技術就先行的經濟模式，因此各個國家都還處於一個重視或注意的階段，要真正做到超前部署，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目前，零工經濟的從業人員即便加入工會也不盡然能夠透過工會去爭取基本的勞動條件和權益保障。以台灣而言，必須要基於受僱關係，產業工會或是職業工會才能代表勞工去跟受雇單位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不過，或許可以從改變

團體協商制度著手，打破必須在雇傭關係下、工會才能代表勞工去進行談判協商的法規限制，將團體協商的制度定位在：即便沒有雇傭關係，但只要有利益關係跟利害關係下，工會就能代表會員去進行談判協商。或許是對零工經濟的勞工保障第一步。

（作者李路/台灣國際戰略副研究員，本文為國戰會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