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羅慶生》不能忽視習近平推動共同富裕的經濟大棋局

文/羅慶生

在習近平正式宣示「共同富裕」目標與「三次分配」的手段後，因為中國強力整改互聯網平台以及去資本化措施，導致股市暴跌而深感莫名其妙的投資人，終於找到了答案。

華爾街反應強烈，中概股繼續下跌，有「金融大鱷」之稱的投資家索羅斯（George Soros）則連續投書媒體，痛批「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認為習近平不懂市場經濟，違反鄧小平的改革道路，威脅摧毀「下金蛋的鵝」，讓全中國人受害。他看壞中國經濟增長，呼籲投資人不要再投資中國。

其他各方也表達許多批評或憂慮。有人認為共同富裕就是國有化，要消滅民營企業，甚至擔憂市場經濟不保；有人則連結對遊戲產業與娛樂圈的整肅，認為是意識形態鬥爭，甚至是「新文革」的開始。種種說法讓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不得不出面澄清：「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現在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以安撫人心。

「共同富裕」改革的規劃

許多評論其實是誤判或過度引申，感到意外的緣故是因為缺乏對中共政策的長期觀察。中共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統地位後，要拋棄市場經濟就不是這一屆黨中央能說了算。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共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一直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改革道路的完整論述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只是多數人只知道前一句，沒注意後面還有一句。

至於習近平本人，近幾年來在各種場合提到「共同富裕」可能已上百次。例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介紹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國際記者會上就提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只是西方媒體多以為那是形容詞，不知道其實是專有名詞。

按目前公開的規劃看，習近平推動的改革並不是要消滅富人，而是要擴大中產階級，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所得分配，以糾正目前財富向頂層集中的金字塔結構。

中國自產業升級，由勞力密集產業向資本密集產業過渡，資本生產力就迅速釋放，財富集中現象也愈益嚴重。依據《富比士》2021年全球富豪榜，北京已超過紐約成為「擁有最多億萬富豪的城市」；《2021年胡潤全球富豪榜》也顯示，中國去年新增259位身價突破10億美元的富豪，超過世界其他國家新增富豪的總和。

「富者愈富」雖然相對的不一定是「貧者愈貧」，但大企業的壟斷與資訊不對稱形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年輕人不再像上一代那麼容易成功創業。替人打工薪資就算年年調整，也追不上房價漲幅，更遠不及資本家財富累積的速度。這不僅傷害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也使年輕人喪失努力工作的誘因。中國大陸已出現「躺平」主義：既然再怎麼努力也賺不了錢，乾脆躺平算了。

所以中國才會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和違法違規「造富」，出重手整頓互聯網平台。這麼做除了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外，還有引導資本走向實體經濟的意圖。中國沒有打擊高科技製造業，還以「專精特新」為標準，鼓勵與支持中小企業。這呼應中國的另一個目標：從「製造大國」轉型成為「製造強國」。

在手段上的「三次分配」論，則較其他國家多了「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的第三次分配。許多企業也立刻響應捐款，部分知名企業捐款金額甚至高達千億人民幣，令人驚異。不過，從人性的觀點，結合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稅收與移轉性支付來看，企業的踴躍捐輸或許與他們的稅務有關。

綜合而論，這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舉措，將是繼鄧小平改革後的另一次重大變革。然而這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改革，會不會出現反作用？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索羅斯的看壞有道理嗎？

財富集中是「必要之惡」還是「經濟病毒」？

如果依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的改革有很大的反作用，將導致負面效果，索羅斯的看壞有所本。這個1980年代成為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重視市場力量，主張「小政府」：稅賦極小化、管制極小化、干預極小化。認為市場力量的驅動能夠自己在各方面達到均衡，政府干預只會壞事。至於貧富差距擴大，則認為只是自由經濟發展的初期現象，到了市場機制運作成熟，自然就會降低。

因此華爾街流行的觀點，是認為財富集中能提供必要誘因，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經濟成長的必要之惡，如果追求平均分配，將降低創富誘因，資本家不願或無力增加投資，反而減少工作機會，遲滯經濟發展。索羅斯看壞改革後的中國經濟，即因為這個理論。

但這種觀點已經遭到愈來愈多的批評。法國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紀資本論》著作中運用大量歷史資料論證，自由經濟有「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的現象。也就是說，經濟成長的果實，資本將較其他要素，尤其是勞動，攫取更大的一塊。分配不均不但不會逐漸減低，反而是愈來愈嚴重。如果採取「小政府」政策不干預，3、40年後，社會將近90%的財富，都會集中在最富有的10%富豪手中。

這觀點也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等經濟學大師的支持。他們嚴厲批評30多年來美國貧富不均惡化的現象，指出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是在劫貧濟富。史迪格里茲在其名著《不公平的代價》中甚至用「流氓資本主義」來形容，認為美國已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度，而是「1%有、1%治、1%享」的社會。

不過，如果要批駁索羅斯，最有力的論點是他們認為，財富過度集中，才是造成經濟成長遲緩的原因，而不是公平分配。

關鍵是消費，消費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但財富過度集中，使大多數人沒有能力擴大消費，降低有效需求。富人財富又多用於金融投機以創造更多財富，而不是用於投資事業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財富集中，可能是造成美國經濟長期低成長的病毒。

這些觀點已影響了有左派基因的民主黨人。拜登上台後即不斷與國會磋商，希望在疫情紓困、基礎建設、半導體補貼、社會福利…等法案上投入數以兆或千億計的經費，並提高富人的所得稅率。同時尋求國際支持，對跨國企業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這是走「大政府」的路線，而且在推動基礎建設與半導體補貼上，有點抄中國教科書的味道。

不過中國走得更快，直接推共同富裕。如果史迪格里茲、克魯曼的理論正確，合理的所得分配，能讓更多的人有能力擴大消費，那麼中國的內需將可以增加。同時，引導資本轉移到實體經濟、「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上，也能增加投資，進一步擴大內需。如此將符合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經濟增長策略。對中國經濟增長來說，是利多，而不是利空，或至少是短空長多。

然而，那個理論才正確呢？不知道。正如鄧小平的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必須實驗後才能確定。中國已勇氣十足的打開了實驗室大門，且拭目以待。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華爾街多數投資者並沒有像索羅斯那麼悲觀，經過數日沉澱，美股中國金龍指數已經開始回升。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