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秀華：跨國主義視角下的當代中國研究轉向
文/上報沈秀華
編按：中國研究在「新冷戰」下，從問題意識、概念、方法等方面都遭遇挑戰。今天，許多國際學者無法進出中國從事田野調查或收集資料，而必須創新研究方法。《上報》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劃「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本期陸續刊登幾篇邀稿。沈秀華主張應以跨國主義視角重思當代中國研究的可能性。傳統依賴中國境內田野的研究模式已難以持續，研究者應轉向結合多地點、多社群與數位方法的跨境設計，藉此理解中國政權與社會如何在全球場域中運作，同時也受外界回饋所塑造。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急速變化以及不安的在地與全球局勢中，學術研究社群也面臨到如何才能在研究議題、研究方法、理論與分析視角上，「追趕」上變動的勢局。其中，當代中國研究尤其因爲局勢變化，正經歷巨大變動。
當代中國研究往往以1979年經濟改革後的中國社會為主要對象。許多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應該會同意，當代中國是個變動快速的社會。2000年代初期，我在中國沿海地區從事台商在地社會關係的研究時，一些中國人以驕傲的口吻跟我說：「我們是直接跳到使用CD、DVD的，沒用過錄音帶、卡帶。」言下想表達的是，不像其他社會是一步一步來，當代中國的科技與經濟發展是以跳級式進展，凸顯了「中國式發展」的競爭力與動能。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的內捲問題引起許多關注與討論，但相關的內捲文化與製造內捲的機制，絕非近期的新興現象， 也不僅限於中國內部。上述那兩句話，正生動顯示中國對外的較量與捲動。
當代中國研究社群：活力與挑戰
中國內外部的各種捲動，成為國際媒體、政策與學術界爭相探討和辯論的議題。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跨校研究團隊，以及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合辦的中國研究碩士學程，就是基於對捲動中的當代中國社會充滿好奇，以及從台灣主體出發，更需要了解中國的使命下而成立。成立二十多年來，我們強調對學生深度田野訓練，社群同儕間的團隊研究與教學合作，從當代中國社會中，如農民工的遷移與勞動、性／別與家庭關係、生態環保、城鎮社區與農村發展、黨政運作、宗教與文化活動等議題，以及所涉及的政經體制、政策與論述、組織、人口、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等變化，對當代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不平等現象，已經累積扎實的研究成果。另外，針對中國台商的企業組織發展、政商關係，以及台商在地與跨國社群等研究，更是我們從台灣出發，發展出有別於其他當代中國研究的成果。台商持續的跨國發展，以及對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深重影響，使得中國台商研究成為全球台灣企業與相關社群以及全球台灣研究中的重要一環，更是探討變動中的當代中國社會，以及外來資金與技術，究竟對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有何影響的重要切入點。
在見證經濟改革為首所帶來的極大社會變動下，近十多年來，我們又見證以政治更緊縮為首，對中國社會所帶來的另一大衝擊。中國政府利用數位科技，強化對中國社會嚴密的管控，打壓公民團體與社會異議，以及任何官方認為不符合中共黨政議程與社會安穩的聲音。例如據報導，自2024年中以來，一年之內已經有50多名書寫男男性愛關係的眈美作家被扣以罪名，遭到逮補或罰款。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以偉大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為論述，投入大量資金借貸與技術輸出，對外推動一帶一路與各種國際議程，同時以越加激進的一中政策，恐嚇與分化台灣。走到今日，當代中國以帝國、霸權姿態，與其他國家競爭或合作，產生宰制、衝突與依賴關係；而緊張的國際關係也持續強化中國社會內部的不平等與不穩定現象。
中國內部自主空間越縮緊，與國際社會的關係越加緊張下，在中國境內從事具有省思與批判性的研究自然更加困難。外來研究者有被指控為境外勢力影響之虞，台灣人身分則有被扣以「反分裂國家」刑事的風險。近幾年來，如何進入中國、如何實地進行當代中國研究，成為國際當代中國研究社群的立即議題。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長期來以深度中國田野研究為耕耘方向，直接面對必須調整並開闢新的研究途徑與方向的挑戰。值得思考的是，在此局勢下，台灣或其他國際當代中國研究社群，看似被動地因應局勢，被迫調整和改變研究與教學，但從歷史來看，世界局勢哪有不變化與不變動的！我想提出，與其看成是被迫改變，不如將當前局勢視為契機，是學術社群發揮能動性、創意性與韌性，來反思、擴展與深化當代中國研究的機會。
中國內部自主空間越縮緊，與國際社會的關係越加緊張下，在中國境內從事具有省思與批判性的研究自然更加困難。（美聯社）
跨國主義凸顯在地與全球的交織
隨著人們大量遷移與流動，以及現代交通與溝通科技發展下，遷移者往往和原生地、遷入地保持多方的關係與認同，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在1990與2000年代之際，成為探討遷移與全球化的關鍵視角，也對方法論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提出省思與批判。方法論國族主義假設民族國家是當然的研究分析單元，以國家為中心，將社會框架置於民族國家單元範圍內，忽略了長期以來在大量資本、人員、訊息、文化、想像與科技等的跨境流動下，在地與全球現象高度互動與交織，社會樣貌遠非單一民族國家所能框架，乃至單一民族國家也深受多元社會的影響。這樣的批判視角強調突破單一民族國家疆界，以多地點、多社群為對象的關係性(relational)研究方法設計與分析視角，才能凸顯在地與全球間的交織關係。
面對難以進入中國，以及許多議題在中國境內已因政治打壓而無法公開提問與調查下，跨國主義方法論或許可以提供當代中國研究一些啟發。從跨國主義出發，我們可以提問：當代中國政體與當代中國社會，是如何透過與全球的各種連結，而建構出目前的樣貌與變動？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如何影響中國政府對外的政策與作為？此外，國際社會的變化，以及中國與國際關係的變動，又如何影響中國國內社會？在這樣的跨國／跨境關係性的研究問題意識下，想要了解中國，就不一定唯有透過在中國境內的研究設計，才能達成。
與例來說，「霸權」（hegemony）、「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基礎設施式帝國主義」（infrastructural imperialism）等論點，來自於研究中國政府在非洲、東南亞、中亞與歐洲等地，以一帶一路項目所營建的各種基礎建設與網絡，深入分析中國政權以及其影響力所得到的研究論點。換句話說，從中國境外的研究出發，也能夠觀察與論述中國政權的性質。跨境與跨國關係的研究思考，能幫助我們釐清：例如，中共政府積極向外推動的一帶一路項目，如何與中國國內的區域和經濟發展策略，乃至對外市場、政治與文化影響力擴張有關？一帶一路項目如何影響中國國內社會、其他社會，以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國際不同社會又如何接收與回應中國的影響？上述這些議題，即便無法到中國進行實體田野研究，仍能透過跨境多方地點的研究設計，蒐集與分析包括中國等相關政策、論述與其他二手資料等，累積具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中國對外擴展的企圖與影響，不僅限於政府的一帶一路項目，各種規模的中資，在世界各地的投資與人員的流動，所帶來的變化是很可觀的。近年來泰緬邊界的詐騙集團也是其中一環，東南亞各國境內顯目的中餐廳，以及華語的旅遊、購物、甚至投資與教育服務等，都說明中國人在當地社會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擴張也對中國境內產生影響，如一帶一路項目，已深刻影響中國西南邊境的日常與跨境關係。這些跨境現象都逐漸成為中國社會變化與中國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另外，進出中國的遷移人潮等，也是當代中國與全球連結下建構出來的變動社會的一環。首先是中國海外留學生、各階級人士的跨境遷移，以及進而形成的移民、離散社群與跨國家庭，其中包括隨著中資移動的人員， COVID-19疫情封鎖政策下所引發的逃離潮（「潤學」與「走線」），以及因為中國國內公民社會縮緊，而流亡海外的公民行動者等。其次是中國境內的外國商人、專業工作者或留學生社群遷入和定居中國的途徑與經驗。進出中國的社群必然鑲嵌在中國相關政策與政策邏輯之下，對這些與中國相關的遷移社群的深入研究，能讓我們看到中國政權和社會的部分邏輯與樣貌。尤其在難以進入中國或無法在中國有自由研究空間的現況下，海外中國人和有中國經驗的外國人，無疑是了解中國社會的途徑之一。例如，針對在海外相當活躍的中國女權、LGBTQ社群與其活動的研究，能讓我們看到中共威權政權作為父權異性戀國族主義體制的邏輯，以及中共政權雖強大，但仍無法全面限制社會的能動性。又如中國的台商／台幹、台灣留學生和專業工作者社群，他們在中國工作、就學與生活的經驗，是具有台灣連結的中國經驗，更是具有跨境中國的台灣經驗，既是中國研究也是台灣研究的一部分。至於最近台灣發生的中國婚姻移民宣傳武統台灣而被遣送回中國的事件，不僅涉及中共國族主義、對台工作與威權擴張的研究議題，也是深思性別、國族主義與公民權關係的切入點。
跨國主義的啟發，也包括探討中國政府、資本家以及其附和者，如何透過網路科技，輸送軟硬實力的影響，以及中國社會內的不同社群與個人，如何利用網路媒介展現個人與社群的生活樣貌。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或線上遊戲的各類內容、傳送途徑、接收感知等研究，以及針對網路溝通科技的研究訪談，都能夠減少實體研究困難的限制，更何況在網路世界與生活密不可分的當代社會，網路世界已成為當代中國研究的基本場域。
由跨國主義所啟發的研究方法論與議題，自然無法取代實際在中國境內進行、擁有相當自主空間的研究議程。在全球化影響下，在地社會雖然與全球化過程深度交織，但許多在地社會的特定議題與細節，仍需要透過在地田野研究才能得知。但是，從跨國的多方社會與多元社群，以及利用數位科技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出發，讓我們能提出不同問題意識，收集到多元資料，並將當代中國社會置於全球視野來探討。
進一步來說，看似以「去」中國境內為主要研究場域與研究途徑的研究設計，實際上是彰顯出中國政權與中國社會的運作和影響，已跨越中國國界，亦即當代中國研究無法不以跨國、跨境的框架來設計與進行。
各種規模的中資，在世界各地的投資與人員的流動，所帶來的變化是很可觀的。（美聯社）
台灣作為知識樞紐的潛力
自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台灣社會透過資本、人員、技術、價值與文化流動，參與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改變，反之，中國政權與中國社會也透過中國國族主義的一中議程和中國市場，深深影響台灣社會，以及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跨國過程並非同質的，任何研究的提問與其意義，都必然鑲嵌於特定的社會脈絡、理論視角與方法論之下。台灣出發的中國研究，往往也鑲嵌在從台灣跨境中國、中國跨境台灣的跨國經驗與視角中。
一帶一路項目、軍事競爭、經濟依賴、文化輸出是許多國家經驗、認識與應對中國霸權形成的直接連結介面，那麼，台灣認識與經驗中國霸權，又是經由那些介面？統戰、外交打壓、武力戰爭威脅、經濟依存、資訊戰、文化論述戰等，如何形塑我們經歷中國霸權的處境與理解？尤其，長期以來，台灣是國際社會中深受中國威權體制對外擴散的前線，位處地緣政治的關鍵位置。台灣的「中國因素」相關研究，以及對香港近年來社會變化的關心與研究，就是從跨國脈絡切入，探索中國威權政體以及其國族主義的影響。我們對中國威權霸權形成與影響的探究，在具有在地知識生產與政策意義之際，實則深具與國際學術社群對話的可能。舉例來說，近年來國際有關中國或其他威權政體銳實力影響的討論，往往聚焦以網路假訊息等為主要調查對象與領域，但從台灣研究出發，凸顯出網路訊息要能在地發生迴響與效應，需要有文化與其它社會基礎，好比中共長期的統戰與中華民族文化血緣親近論述，提供網路訊息在台灣能著地的基礎。
當代中國研究當然不限於研究中國霸權，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社會現象與不平等，都是國際當代中國研究社群關心的議題。在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日趨對立下，許多國際學生與學者進入中國留學、從事研究的空間，已深受壓縮。不過因為地緣及語言方便，以及學生身分的政治敏感性相對較低，現階段，部分台灣學生仍能進出中國從事田野研究。清大當代中國研究學程的多數學生，對中國社會仍充滿好奇，也持續到中國觀察與研究，帶回相當多元與豐富的田野經驗和資料。就這一點來說，台灣學生持續的中國田野研究資料與發現，將是累積台灣國內、甚至國際當代中國研究成果的關鍵。因此，台灣高等教育應持續支持並經營國內當代中國社會的教學與研究活動，台灣學界也應持續培養下一代的中國社會觀察者與研究者，才有助於未來跨境中國內外來研究與了解中國。
一位資深的加拿大中國研究學者，日前約我訪談，想了解清大中國研究碩士學程是否願意並鼓勵國際學生來訪就學與交流。他提到在對中共威權外擴的疑慮下，加拿大年輕世代對中國與中國研究越來越不感興趣，也沒有意願去中國走走或學習中文。這位學者認為，在中國已是國際強權下，加拿大不可以不認識中國。他想鼓勵加拿大學生到台灣的當代中國社會相關課程與研究單位就學或交流，希望透過台灣接近中國的地緣與語言親近性，讓他們的學生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這個例子說明，台灣高等教育內的當代中國研究課程與研究社群，未來不僅是國際學界了解中國時不可或缺的學術單位，在當前世局下，更具有與國際中國研究社群深度連結與合作的意義。
變動中的中國與國際局勢，讓當代中國研究需要有所調整，但情勢不一定是悲觀的。為了了解變動中的社會與世界，學術研究需要以創意、彈性與韌性來應對。結合多重研究地點與社群，並且善用實體、跨境與數位多元研究方法，我們將能持續對當代中國社會提出新的研究議題與視野，同時累積與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