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黃榆說：從鄭州夜騎到珠海撞人，中國人民找不到出路
文/VOA黃榆
過去一周，中國國內先後發生的兩件事正在提醒人們，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雖然一直以所謂「善治」的治理績效作為合法性基礎，但是其社會和政治的敗壞來得更快、更糟糕，潛藏的社會動盪帶來的代價更大、更直接。
11月8日週末引爆中國社交媒體的鄭州大學生夜騎開封，以及11日晚在珠海發生的汽車撞人致35人死亡的事件。前者發生在中原，是數萬名在校大學生的集體行動，後者發生在中國南方沿海，屬於一起「獨狼式」的社會報復性質的刑事案件，兩者貌似毫不相干，分別跨越青年和老人兩個群體，卻神奇地幾乎同時發生，暴露出整個中國社會的一種普遍氣氛。
蔓延中的社會絕望
那就是，一個幽靈正漂浮在中國上空，不是十九世紀歐洲上空的共產主義幽靈，也不是中共幹部的集體躺平，而是民間社會的絕望氣息。特別對數千萬在校大學生和同等規模的剛畢業年輕人、對另外數千萬臨界退休尤其是50-65歲的中年男人群體來說，或許還有更多其他人群，都面臨著幾乎相同的艱難處境：找不到出路。
這種暫時看起來算是特定群體的社會絕望感，頗像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氣氛。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登出了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題目是「人生的道路為什麼越走越窄？」。這封信是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大學生合寫的，代表著當時這兩個群體在文革後的迷茫，剛剛啟動的改革並不足以給他們提供人生的信心和願景。
此信一出，果然天下大嘩，在堅持馬列主義教條的教師爺們的訓斥雜音外，便是中國廣大青年的共鳴聲，然後掀起了一場屬於青年們自己有關生活、人生、社會的大討論，區別於中共意識形態幹部們醉心的所謂真理大討論，一代年輕人借此漸漸蘇醒、康復，從文革創傷中走了出來。
然而今天，在新冠三年之後，在短暫的「白紙革命」之後，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情緒，是一種壓抑已久的不滿、憤懣和迷茫、絕望的混合與共情，盤踞在許多人的心裡，如同一條潛龍在四處遊蕩卻找不到出口。
在兩年前發生富士康工廠暴動而點燃「白紙革命」的鄭州，這個有著類似富士康模式密集型大學的城市，大學生數量超過一百萬，其中規模最大的鄭州大學更是遠離市區，校內生活枯燥，學生們似乎也從這種枯燥無味、充滿管制的大學生活中窺見到了未來的命運，一個或許直通富士康工廠或者快遞騎手的未來，才有從最初四個女生夜騎到開封吃包子然後引發連續兩個週末的萬人騎行。
這些因循守舊害怕違規幾乎憋壞的青年學生們，一直找不到或者不敢逾矩地嘗試更多事情，仿佛聽到時間齒輪的倒轉，最終發現騎上一輛共用單車夜行50公里到開封，雖然是他們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安全的冒險，卻能收穫學生生活中最大的快樂，從老鼠跑輪一般疲憊的集體夜行中努力感受「在路上」的浪漫，減緩他們對未來的焦慮，猶如20世紀初德國青年人的「候鳥運動」所帶來的短暫快樂。歷史上，這些一個世紀前的「候鳥」們，大部分後來都轉向愛國主義狂熱而死於一戰戰場，倖存者則加入了戰後極右翼的「自由軍團」，為納粹興起做了貢獻。
而對更多分散的中年人尤其是50-65歲的中年男人來說，在中國當下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動盪時刻則有太多的可能在一夜間被主流社會體制甩出成為棄男，等於對一個人的人生的否定，很容易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絕望境地。或許，他們也是那些鄭州大學生們現實可見的未來歸宿，而另一個歸宿的鏡像則是2023年總數高達26萬的自殺人群。
這種情形下，中國人一直以來的懦弱也不容易變成挑戰體制的勇氣，結果只能以自殺了結，或者尋求僅存的男性氣概，其極端就是將社會報復作為一種同歸於盡的集體自殺。因為當他們發現被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拋棄和否定後，整個社會便被看作自身悲劇的共謀，他們最終選擇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方式將那些更弱小的人群如兒童、婦女、和無防備的陌生人當作陪葬品。如此才能解釋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到今天中國越演越烈的社會報復性、無差別屠殺，雖然這些屠殺工具通常很簡單，不是刀就是汽車，或者是用於自焚的汽油。
明知故問的社會根源
奇怪的是，在珠海撞車殺人案後的很短時間內，中國領導人罕見地在24小時內發出指示，要求追查社會根源。不到一周，從鄭州到珠海，從鄭州開封警方從護送轉而禁止夜騎到中國領導人對撞人報復案做出有史以來最快反應，顯示了這可能是兩個月前深圳發生刺殺日本兒童案第一次震動北京高層、然後被迫修改對日外交政策後的第二次震動，意味著北京可能被迫面對社會問題，檢討和修改相關政策。
不過，中國領導人的如此追問，恰如他數月前在山東日照與企業家座談追問「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怎麼這麼少」，簡直就是一個頗具反身性意義的笑話。這是明知故問，更是推卸責任，再次試圖以所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的楓橋模式掩蓋根本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問題。
對這些惡性罪案後面的民生疾苦，高居廟堂之上的中國統治者和手機後面的普通民眾，向來不以為意，更樂意掩蓋真相，如同珠海體育中心現場阻擾BBC記者播報的「便衣」。他們以為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網格化管理體制加上大資料系統就能防患於未然，以為他們可能繼續「動態清零」或者「楓橋模式」手段將類似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一方面，中國的維穩體制將人分為三六九等，有一個龐大的維穩分類體系和對應名單。過去這一名單主體主要是訪民、民主異議人士、特定宗教和少數民族群體、在冊精神病患和吸毒人員、複轉軍人和」兩勞釋放人員「等，而今這一名單急劇擴張，並從所謂「五失人員」延伸到「八失人員」、「三低三少」人員，即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和經濟收入低、權利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疏導管道少的人，也就是社會邊緣化和底層人群，均納入維穩體系的監控之中。
另一方面，在被懲治者、被矯正者與特定宗教、民族、職業群體之外，維穩分類和名單的擴展，其主體其實是中國社會體制製造的各種受害者，無論是貧困和底層人群，還是金融「暴雷」受害者、或者向司法體系求助的受害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最終進入到行政系統——「老大哥」的監管，其中邏輯就是：作為社會矛盾的受害人本身就是社會不穩定因素。而一個個體一旦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中淪為受害者，就意味著被體制打入另冊。無疑，這對所有社會矛盾的受害人來說不啻為更嚴重的第二次傷害，也讓他們陷入社會孤立。
更關鍵的，在傷害與二次傷害的同時，在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經濟危機惡化的同時，在所謂維穩分類名單急劇擴張的同時，這些絕非偶然個案的連續增加，都說明了中國的國家危機有多麼嚴重——國家機器已經不能也不願意提供最低限度的正義。理論上，國家的性質和基本功能就是正義供給。但是，今天中國社會尤其是華北、東北、西北的整個北方與中原，相關研究表明，幾乎「家家都有冤屈」，刑事審判二審被改判無罪的比例近乎零，行政審判幾乎沒有例外地都以行政主體勝訴為結果，連民事裁判都越來越難被接受、被認可，裁判權威越來越低，整個司法體制基本上無法滿足中國社會的正義需求。
所以，如果今天回首十幾年前一個以「良治」為藉口取消公民社會、取消媒體監督、取消黨內制衡、取消司法獨立、取消民主化選擇等等而一味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十分成熟……堅決不改」，那麼，中國頻發的所謂極端案件的社會根源就再清楚不過了。
換句話說，中國執政黨過去十幾年鼓吹「黨在法上」造成法治倒退的惡果正在顯現，中共所信奉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教條在實際運行中正在發生極大的背離，這種背離正在瓦解以此為基礎的國家體系，還將付出極其沉痛的社會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