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共情、勇氣 —— 對「白紙革命」的三點初步觀察
文/VOA吳國光
舉起一張白紙，就是一場革命！這不是虛誇或幻想，而是幾天來正在中國發生的社會抗議浪潮的一個醒目標誌。自2022年11月25日起，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從武漢到北京，大面積的民眾抗議在中國全國多地出現。在短短的兩三天裡，抗議已經席捲全國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許多青年人手舉一張白紙，站到公共場所，這就展示了不屈的抗議姿態！因此，有輿論稱這場抗議為「白紙革命」。
抗議剛剛開始，事態仍在發展中，時刻都會出現新情況。但是，「白紙革命」的歷史意義已經無可懷疑。因為這是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三十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廣泛的民眾抗議，也因為在抗議中已經有民眾喊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這樣震撼人心的口號，還因為抗議直接針對三年來中國當局不惜一切代價而殘暴推行到十四億中國居民每一個人的頭上的所謂防疫措施。海內海外，華文外文，全世界的輿論都在關心這場抗議，也在揪心地擔憂中共當局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對民眾實行血腥鎮壓。這裡，我想對這次「白紙革命」提出三點初步觀察，以此參加到對於中國事態的關心之中。
第一，我看到，這次「白紙革命」是中國民眾爭取最低限度人身權利的抗爭。
我們知道，這次抗議活動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烏魯木齊吉祥苑社區不幸發生火災，但居民樓卻被當局的新冠疫情清零封控舉措鎖死了逃生通道，致使至少 10位居民在火災中喪生。三年來，中共當局在「防疫」的名目下，肆意踐踏中國民眾的基本權利，幾乎剝奪了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甚至連「基本人權」都算不上，而是人之作為生物體的那些最低限度的生存自由，比如為一天三餐買菜買糧的自由，比如生了病去醫院就診的自由，比如隨時打開自己的大門到街上走一走的自由。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哪怕是在一般的政治專制主義的統治下，這些擔心甚至很難用「自由」或「權利」來概括，因為鮮有公共權力會禁止所有居民的這類活動——除非對於監獄裡的罪犯。三年來，中國正是成了這樣一個大監獄，所有居民都成了罪犯。烏魯木齊一把火，終於點燃了民眾對這種人人普遍過監獄生活的怒火！
三年來全世界都有過防疫的經歷，為什麼單單中國要實行「大監獄」防疫舉措？這背後，自然是中共專制體制的特定邏輯在運作，是中共最高專制者習近平的「親自決策、親自指揮」在作用。民眾的怒火指向習與共，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實上，抗議「大監獄」防疫體系與舉措，與抗議中共及習近平專制，二者絕不是相互對立的。不需要為了抗議專制而貶低對「大監獄」的抗議——正是後者在激發民眾的大面積抗議；只要是爭取權利，那就是反專制。同樣，也不必為了擔心授予當局以鎮壓的口實而只抗議防疫不抗議專制——中共的歷史記錄表明，即使你跪著給它磕頭，只要它覺著你不順眼，照樣砍你的頭。
第二，我感覺，「白紙革命」之所以迅速在全國蔓延，最大的原因在於民眾相互之間的共情。
成千上萬的抗議者，對事情的認識角度、深度肯定有不同，他們的生活感受、個人性格等也肯定有不同，因此在抗議活動中口號有別，這是完全正常的。誰也不需要指責誰，誰也不需要貶低誰。相反，我感到，他們之中有一種強烈的共情，或曰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僅是相互之間有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對全國的民眾都抱持了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不僅在貴州的大巴上，我還在饅頭掉地上撿起來繼續吃的西藏方艙，在封了九個月只剩幾萬人的廣西東興，在蔬菜腐爛入戶消殺幹部免職又複用的上海，在孕婦坐在椅子上流產的西安醫院門口，在幾天沒吃飯外出買菜結果被刑拘的警車上……」 抗議活動中，這樣的語句隨處可見。
人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大家相互之間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昨天落在烏魯木齊吉祥苑社區居民頭上的悲劇，今天或明天就可能在成都、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的所有地方重複、再重複！不需要組織，也不需要動員；當人們有了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時候，中國人就自覺地站到了街頭相互呼應、相互支持，從烏魯木齊到上海的萬里之遙不是距離！
第三，我認為，「白紙革命」到目前為止的最大意義在於中國民眾打破了恐懼心理，勇敢地站了出來。
參加抗議的人們，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要面臨的危險，但是他/她們還是站了出來。是的，勇敢不是沒有恐懼，勇敢在於能夠克服恐懼。那些正當青春年華的女大學生和她們的男同學們，她們/他們的人生未來還很長，但是這沒有成為她們/他們的「軟肋」，反而也許鼓舞了她們/他們參加抗議：你不去抗議，你不去改變現實，你的長長的未來只能是長長的黑暗！看哪，年老的人在流淚，年輕的人在唱歌；淚水是溫暖但軟弱的，歌聲是勇敢而自由的！
現實地說，不能期望「白紙革命」風暴般摧古拉朽地就完成了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紙革命」的這種勇敢卻一定會改寫中國的未來。有人不是在說「更無一個是男兒」嗎？因此他似乎就可以予取予奪、為所欲為，就可以踐踏眾生、殘民以逞。現在，初起的「白紙革命」已經宣告：中華大地有千千萬萬個勇敢的女兒和男兒，做事、掌權要問他們答應不答應！
連結：国事光析: 权利、共情、勇气 —— 对“白纸革命”的三点初步观察 (voachinese.com)
清零之下，民變會發生嗎？
文/VOA鄧聿文
中國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彈，每天的感染人數接近4萬，地方政府的處理又回到常態核酸檢測加封控狀態，前不久出臺的清零二十條基本淪為一紙空文。但是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不滿加劇，耐心耗盡，在廣州封控區出現了多次沖卡，鄭州富士康園區發生員工集體抗議，烏魯木齊的民眾走向政府表達不滿，上海的抗議人群甚至在街頭公開喊出習近平下臺，現在抗議已經蔓延到北京、武漢、南京、成都、重慶等校園。
上週六，我在推特上發了一則推文，大意是官方對疫情處理的反反復復，進進退退，百姓情緒已忍耐到極點，感覺這樣下去一場民變在發酵。推文引發了很大關注。我知道人們的興奮點在民變。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數人認為民變不會發生，所舉理由可以歸結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盤還在，（2）人們對封控已經麻木，（3）中國人是斯德哥爾莫綜合症患者，習慣了被奴役，（4）現在還沒到最壞時候，（5）百姓沒有槍炮，造不了反。還有人舉毛時期三年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民眾也沒起來反抗。這些說法都有道理，還可舉出更多的理由來證明這一點，例如，政權對大眾的監控已到一個綿密無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斷言民變不會在今天發生，恐怕早了點。
首先要糾正對民變的一種錯誤理解，以為像傳統社會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之類造反行動，才算得上民變，這樣的民變在如今這個時代，如果不說絕跡，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說的民變指的是一個政權民心盡失，大眾由不滿而絕望，產生反抗的動力，並已經出現一定規模的抗議風潮。在這個意義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廣泛的社會抗議運動。至於它是否發展成全國性的抗議風潮，出現有組織、綱領和代表性人物，不是關鍵，但是必須有影響，對政權產生衝擊。
按照這個界定，民變要出現有三個條件：一是社會對政權的普遍不滿已經形成，且這種不滿到了忍無可忍之程度；二是社會出現了成群的抗議浪潮，或者單次抗議的人群達到相當規模；三是政權對民眾的不滿喪失了感知能力，對事件的處理和民眾的反抗不知如何應對，一味採取強壓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變是否會發生，取決這三個條件的滿足程度。第一個條件已經具備。習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對此無須去做統計學意義上的調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會喜歡現在這種非正常的狀態。有誰願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檢測和隨時有可能被封控的狀態？即使生命能夠得到保護，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剝奪，而且面臨失業或者已經失業，生活失去來源的困境。不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個受害者，因為病毒是不講政治的，不會因一個人擁有特權、財富和聲望就不會光顧他。現在這種習氏防疫，不但民眾無法容忍，體制中的官員，尤其處於一線的地方官員和防疫人員，也疲於奔命，面臨極強的精神壓力，早已不耐煩，只是不敢發作。可見，當一項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眾也得罪官員，幾乎令所有人都成為受害者時，已經具備發生民變的客觀基礎和必要性。
有人會說，大眾的不滿主要針對清零，很多人未必會把它上升到對政權邪惡性質的認識角度。多數人沒有這種自覺性可能會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規模的社會抗議發生後，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從發生學來看，社會抗議是受從眾心理驅使的。再說，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習近平專制政權的極端荒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們不會只記著清零，而會由清零中的種種限制人性的做法聯想到過去十年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本來，習政權在許多人那裡已經喪失了它的合法性，人們對它的信任降到了冰點。經過三年疫情的折騰，它讓社會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對它的厭惡有增無減，希望它倒臺恐怕是多數人的心理。
民變的第三條也已經滿足。習政權對社會的躁動和不安情緒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應能力。儘管從個人看，當局有許多官員早知這個政權病得不輕，民眾對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緒，但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和政權，喪失了此種敏感性，對大眾的不滿變得非常遲鈍，更別說有效回應了。原因在於，中共領導體制的極化，權力高度壟斷在習一人手裡，必然會使得以往存在於體制中的唯權是瞻現象也跟著極化，資訊傳遞被阻滯，從而導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現象出現，組織系統中處理事故的機制早已失靈。每個官僚都不想擔責，也擔不了責，他們能做的就是把責任往上和往外推，讓別人去承擔。當官僚集團中大多數官員都按此原則行事，普遍的不作為和無人負責的局面就會形成。故一旦某個事情發生，政權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決，這又會進一步強化體制弊端，導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強，為下一次事故埋下禍根。
習試圖讓官員聽聞民意，貼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體制的這種極化現象恰恰阻斷了和民眾的聯繫，官員們根本不關心百姓是怎麼想的，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早已公開化、顯性化，哪怕一個最遲鈍的人也能感覺到，可體制卻無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無所作為。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今天才出現，習之前的中共政權也存在，但習政權走向了極端。過去十年，當局只知用高壓來對付不同意見和反對力量。特別是對疫情的處理，從來不是按科學原則進行，而是根據習的意志。習鍾愛動態清零，地方也就把民眾像小白鼠一樣關起來，一封了之，簡單粗暴，層層加碼，民眾的情緒在官吏眼裡，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當把政權的活力抽幹，民變也就悄然來臨。
現在民變第二條尚不成熟。雖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現了抗議，但主要在校園，而且規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過，既然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特別是上海的抗議直指習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繼續進行，讓民眾看不到解封盡頭，接下來很可能抗議會連片出現，並且帶有更明確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現有指標性的抗議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設，目前的清零再延長半年或者一年，中國民眾會做出怎樣的選擇？以下情形大概率會出現：一方面，民眾的耐心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耗盡；另一方面，經濟因封控而繼續惡化，失業大面積出現，當局的財政尤其地方財政出現枯竭在，導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麼，由憤怒驅動的反抗會像泉水般湧出，民眾會踴躍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世衛組織明年初宣佈世界大流行結束而中國繼續處於封控，當局還能以什麼理由說服民眾堅持清零？群眾抗議勢必會風起雲湧。
事實上，就民心而言，巨變早已發生。清零進一步加速了這個過程。現在到處是乾柴烈火，民變只差一個引擎。烏魯木齊火災死人事件是否構成引擎，有待觀察。但有一點非常清楚，清零的時間拖得越久，民變出現的概率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