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什麼東西?
文/voa鄧聿文
習近平是個創造概念或者說法的「高手」，在他過去十年，不時提出一些所謂的新概念或新說法，讓中共理論界和宣傳口以及黨政官員忙活。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建設」、「東升西降」、「百年大變局」等。此次二十大，習又兜售了一個新提法——「中國式現代化」，把它作為中共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使命任務。
我曾多次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共二十大的主題和主線，習提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要把它看作自己三連任乃至四連任或五連任的「合法性」根據，而且是要和西方爭奪現代化的話語主導權，和美式資本主義競爭。如果中共在習的領導下成功地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那麼客觀上就打破了西方對現代化定義的解釋權以及現實中的現代化只能是西方化的這種狀態，屆時習可以宣稱，中國為人類開闢了另一條現代化道路，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他有資格在中國繼續行使統治權。
當局在二十大後的宣傳中，把重點放在「中國式現代化」上，毫不遮掩這背後的理論和話語野心，已顯示了這點。例如，黨的御用理論家張維為在解讀「中國式現代化」的含義時，從政治敘事的角度，把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作了區別，認為後者的側重點是中國國內的現代化建設，而前者側重國際視角，通過國際比較來確立中國的「四個自信」，有利中國的國際政治敘事和國際傳播。「我們從來不願意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但我們願意開誠佈公地把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制度安排告訴整個外部世界，並從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與世界各國分享我們的經驗」，張告訴他的聽眾，「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背後的許多理念，其意義遠遠超出中國國界，正激勵非西方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另一位官方學者亦直白地認為，「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闡述，在理論和實踐上，回應了西方現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現代化理論對這些缺陷的掩蓋。」
習在二十大報告中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也不回避賦予它制度和文明史的價值。他將「中國式現代化」描述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又對「中國式現代化」提了九個本質要求，即堅持中共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品質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從這些表述來看，在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五特徵中，除第一點是對事實的陳述外，其餘四點都是要映襯西方現代化的缺陷。根據二十大報告的論述，如果給「中國式現代化」下一個準確定義，是中共領導的符合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化。這大概是習想要的中國的現代化。
雖然人們對什麼是現代化有很多爭議，在理論上也大體認同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但是應該看到，人類迄今所走過的現代化是西式現代化，那些已經成功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不管是標準的西方國家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傳統上被認為是東亞文明圈的家，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走的，儘管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會根據本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進行調整，但根本的特徵都相同。而那些以各種各樣特殊論為藉口，排斥西方模式的國家，雖然也號稱要實現本國的現代化，可充其量在物質文明上取得了一定進展，在制度文明上尚處於前現代階段。
習以他的認知水準，認為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不能走西式現代化，中國的國家現代化只能在中共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否則現代化就走向邪路，非常正常。中國的發展道路似乎支撐著他對中國現代化的這種理解。用他在二十大報告的話說，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這話雖然是要表達中國式現代化主要是他提出和開創的，但不能不把這個源頭追溯到毛那兒，不敢割裂同毛鄧的關係，否則中國式現代化成了無源之水，理論上交代不了，現實中也會引起黨內不滿。換言之，習為了不割裂黨的歷史，不得不間接承認中共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囊括了毛的道路，至少後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前奏。
然而，如果把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看作毛對現代化的嘗試和探索，結果表明這種嘗試是失敗的，其後遺症和破壞性作用至今還在影響中國。正因如此，鄧接受毛的教訓，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雖然加上了「中國特色」的修飾詞，依然強調黨的領導，但鄧式現代化沒有完全封閉向西方普世文明轉向的可能性，它的價值體系中有普世文明、普世價值的因數。可惜，由鄧開創被江胡繼承的這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到了習手上，又拐了個彎，儘管都打著「中國特色」的旗號，可此特色與彼特色已經有了很大改變，習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剔除了普世價值的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因素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專制成分的兩者的疊加，習稱它為中國式現代化，是為人類創造的一種「文明新形態」，值得其他國家尤其是非西方國家效仿。這樣的現代化倘若真行得通，它不會是人類文明的新形態，而是新災難。
事實上，即便按照習的這個敘述邏輯，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繞不開中共自身治理的現代化問題。因為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習把它作萬年執政黨看待，黨國既然一體，以黨領政，黨自身就必須也有一個現代化問題。黨的統治方式如果不能現代化，即政治制度現代化，中共要實現其他方面的治理現代化根本就無從談起。然而，正是在黨自身的現代化這點上，按照習現在的做法，註定無法實現。
現代化對執政黨的本質要求，是以執政而非革命的邏輯去行使執政或者統治權，如果始終著眼於革命的要求而不是執政，就走不出治亂迴圈。鄧江胡時期的有限進步，就是要讓中共從過去的革命黨的統治模式轉向執政黨的執政模式。但習又把這個有限的轉變倒卷過來，讓中共用革命黨的思維和邏輯治理中國。中共遲遲不將革命黨的標籤扔掉，而且還在強化，也就不可能真正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執政黨，從而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就完全搞錯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路徑，怎麼可能推進？
檢視人類歷史，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在已經取得執政權的情況下，還用革命黨的思維和邏輯領導國家實現了現代化的先例。無論毛時代的中國、過去的蘇聯，還是現今的朝鮮、古巴、委瑞內拉、伊朗等，它們的執政黨都是用一種「革命黨」的行動邏輯在治理國家。這些國家都可以劃為失敗國家的行列，它們推進的「現代化」，更是和人們理解的人類已經走過的現代化搭不上一點邊。憑什麼習就認定他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能取得成功？
不難想像，當習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政治的肅殺和社會的嚴控會貫穿在他統治的下半場。其實這已不是一種想像，而是正在變成現實的走向。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讓一個有著近億萬黨員的黨和14億民眾，按他指引的方向，萬眾一心，整齊劃一，奮進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大道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然而，扼殺了人的最基本自由，哪有什麼現代化可言，不過是假託中國式現代化的名號自欺欺人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