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沉：中共二十大：該如何理解習近平連任？中國將往何處走？
文/rfa陸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個職位，完整接過上任領導人胡錦濤的主要職位。而出乎最初的意料，習近平在經過十年的統治之後，似乎無意彷效他的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並不打算交出最高權力。
早在2018年，中共已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爲習近平連任鋪平道路。這種改變，事實上廢除了鄧小平因文革殷鑑而努力推行的行政改革，重啓了毛澤東年代的黨領導終身制。因爲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兩職本身無任期限制，一旦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撤銷，中國黨政軍一把手的職位已全無任期限制，技術性來說，習近平可以一直連任到生命終結爲止。
外界早期重視的一些中共接班人，例如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亦在習近平主政期間落馬，另一長期被議論的接班人選胡春華，近年亦變得低調，毫無接班跡象。在鄧小平實行行政改革之後，中共黨內兩任接班人胡錦濤、習近平，在承接大位之前，均曾明確地成爲「國儲」，出任國家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等要職，但在習近平年代，則完全沒有類似的接班人出現。
在本週日，中共將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極有機會連任中共黨政軍領導人，成爲自毛澤東以來最具權力的領袖。要理解習近平連任的政治意義，就必須先明白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歷了甚麼改變。
過去十年，從黨內收權至民間社會全面收權
習近平即將連任是中國社會向中心收權過程的一部分，它其實並非是一個獨立事件。在習任內，最高領袖在黨內收權，而中國政府亦同時全面向民間社會收權。
習近平在黨內收權，最明顯的措施莫過於他在中共中央架設衆多的議事協調小組，並自任爲大部分小組的主任。
其中一個例子是2013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設立，由習近平自任組長，因該小組負責中國改革的總設計，習主管此小組，就等於擔任了中國政治和經濟路線的總指揮。自此小組後，習近平擔任的一把手職務愈來愈多，例如「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等等。這些小組的設置，被政治學者吳稼祥形容爲「增量政治」的手法，即在不動原來的政治架構和既得利益的情況下，習近平架設了自己指揮得動的各部門上級組織，在引起最少反抗下成功收權。
而伴隨着習近平在黨內收權，中國亦出現「國進民退」的情況。
一方面，中國政府加大對公民社會的控制力度。其中一個例子是在2015年7月9日，中國政府在全國約談拘捕上百位維權人士、律師及其家屬，強力維穩中國社會。中國政府更嘗試推行更全面的「社會信用體系」制度，加強社會管控力度。另一種收緊來自於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在新疆，中國政府以反恐爲名大規模設置維族再教育營；在香港，北京通過《港區國安法》實質性地終結了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新的政策由根本地改變了當地社會的本質。
政府收權的對象甚至包括資本家。在2021年，習近平就高調表示要嚴打失序的民營企業，當中包括科技業、金融業、教育產業、遊戲產業等。例如，中國科網巨企騰訊就屢遭警告，點名批評他們旗下的王牌遊戲「王者榮耀」爲精神鴉片，騰訊結果要祭出新規例，限制未成年人戶口的充值和遊戲時長。另一個例子，則是規定補習產業必須爲非營利，並限制其融資。
在政治研究當中，政府、市場、公民社會三者經常被視作互相制衡博奕的國家組成部分：政府想影響市場、資本家想影響政治、公民社會的組織和領袖也會想引導政治改變。在毛時代，政府管控一切，而「半人神」領袖則在政府內掌握絕對權力。這種政治形態，一般被形容爲屬於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但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卻是一個往後極權主義 (post-totalitarianism) 過渡的過程。
習時代下中國社會的「再極權化」
到了19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舉世的社會主義國家均向右轉，中國也經歷改革開放，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政府開始讓權予市場和公民社會，不再絕對管控一切。
在經濟領域，政府容許民營經濟存在，在文化上，中國也開始接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淡化了威權社會獨有的烏托邦式政治理想意識形態，執政也趨向務實，政治動員減少，而且政治領袖也不再是魅力型的半神人，而更傾向於由技術官僚上位，中共黨內也開始發展出某程度的權力平衡。
因此，當習近平打破了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趨勢，中止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開始擔任長期政治領袖，並鼓勵對他的個人祟拜，又大幅向公民社會和資本家收權，其實反映了一個由後極權社會倒退回極權社會的形態，社會又再一次向權力中心收權。
要解讀習近平的連任，便必須將他的連任和中國社會的「再極權化」放在一起解讀。中國的政治精英在改革開放後，選擇再調整了社會、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而習近平連任不過是這次再平衡的一種反映。
爲何中國會走回頭路？這顯然是一個難以三言兩語解釋的現象。其中一個最可能的解釋，是大量社會主義極權國家在往後極權過渡之後，都沒法阻止其政體隨着社會變遷而改變，大量東歐國家民主化，而蘇聯亦迅速解體。這些國家的經驗，令挺過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中共深深警剔。
事實上，中共在江、胡、習年代，均曾深入研究蘇聯爲何快速解體丟掉江山，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結論，就是改革需要「經右政左」，即是中共必須在經濟層面深化改革，以免重蹈蘇聯時期輕重工業發展失衡，雖然軍事強大，但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的困境；但在政治方面，中共就要堅持既有的意識形態不改變，以防範「西方顏色」革命，杜絕政治意志不堅定的領導人上位。
簡而言之，就是經濟必須改革，但執政者也一定要死握政權不放手。事實上，在習近平甫上任初期，就即向黨內表示，政治腐敗、思想異端和軍隊不忠令蘇聯共產黨倒台，到蘇聯倒台之時，蘇共無人出來抗爭，「更無一個是男兒」，指示中共必須堅守一黨專政的列寧主義。
因此，中共在改革開後爾後的道路，大概可以理解爲執政邏輯中的「經右」和「政左」兩個不完全和洽的執政路線之爭。當市場化改革和社會鬆綁爲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成就時，中共一直沒有對政體變更的恐懼。另一方面，因爲在六四事件中共保守派勝出對自由派的角逐，加上在蘇聯瓦解後，俄羅斯的經濟低迷和國家定位的迷失，亦令戈爾巴喬夫的徹底自由化路線，對中國的管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失去吸引力，產生了一種政治權力絕不能鬆手的決策路徑依賴。
由這種角度去理解，就可以明白爲何中國社會在過去十年會向極權社會形態方向倒退：如果一個國家堅定地認爲政治自由化是一種禁忌，是不可觸碰的毒蛇猛獸，那麼，它也就只剩下有一種政治改革方向，就是反過來向權力集中的路上走。當中國隨着經濟發展遇上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問題的時候，因爲它拒絕將自由化視作問題的解方，那麼，它剩下的選擇也就不多，期待強人政治去解決問題，恰好是一個貌似可行的方案。
比如說，中國在經濟發展後遇上巨大的貧富差距問題，不少後發的發達國家都有遇上過，例如韓國和台灣。但在這些國家，階級權力差距一般會被民主政治所彌補，藉由公民社會的領袖，透過民主政治參與去推動再分配、基層人權保障等等；但對於嚴防死守政體演變的中共而言，這一條路絕對不能考慮。那麼，要解決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就只有走回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老路，而這一次，集中起來的力量，就重新放回政治強人之手。
永續連任不利中共的政治穩定
由此路進，就能夠解釋爲何習近平在推動權力集中之路上，用上了這麼多表面矛盾的政治用語：他常常口說「深化改革」，是爲了表示他繼承了鄧小平「經右」的改革開放路線，但他也常說「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就反映了他推動「政左」路線的內核。而在這兩條路線交壘之下，明顯地「政左」的路線愈佔上風。比如說，習近平提出解決中國經濟矛盾的方式，全是政府介入處理：大至企業融資，國企在外上市，小至甚麼時候學童可以打遊戲，甚麼時候可以補習，通通都不再由市場決定，而是由政府的有形之手決定。
在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向中心化權力集中能否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當然仍是未知之數。但我們卻很有理由去質疑，向中心化的政治倒退，未必有利於中共的政治穩定。
外界分析中共時，常常充斥不少極端的看法。支持中共的人認爲，中共有無比的智慧，中國崛起勢頭不可阻擋，是一種歷史趨勢，這種觀點無視了中共在歷史上常常犯錯的現實；但討厭中共者，也往往忽視了中共是一個非常高效的威權政體。事實上，威權政體一般而言並不高效，不少亞拉非國家的獨裁者一塌糊塗，相對而言，中共簡直是出類拔萃，是威權政體當中的高材生。
中共能成功帶領中國變成經濟大國，有效管治，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和其他威權政體有截然不同之處。
中共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能夠大抵上尊重私有產權，因此促進了經濟增長。政治學者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 就曾經指出，不民主政體一般更難保護私有產權，難以吸引投資。當中的主要原因是威權政府權力不受限，因此，資本家會擔心如果自己投資建設經濟，經營成果可以隨時被管治者奪走。諾斯以英國民主化的經驗來指出，「民主」本身就是限制政府權力的設置，能投資者能夠放心投入經濟生產。事實上，諾斯的理論到今日爲止都大致準確，在不民主國家投資仍然是高風險行爲，在這些國家裡，寡頭、軍閥、獨裁者常常不按遊戲規則行事，出爾反爾，令投資項目不一定能得到回報。但在中國，中共在改革開放後以長期的表現說服了不少外國資金，投資中國至少是一個相對安全的行爲，中共不會隨意奪走他們的成果。
另一方面，中共亦發明出不少的方法，以解決不民主政體常常遇到的信息反饋問題。簡而言之，即是不民主政體因爲限制言論自由，管治者難以透過公開渠道去了解自己的政策成效，只有靠下級官員的彙報。而下級官員則有動機瞞騙上級，以掩飾自己的貪汙無能等失序行爲。而爲了應付這些瞞報，中共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諮詢體系，例如以不同派系的官員巡視地方問題，舉行大量的諮詢坐談會以收集信息等，這些諮詢建構，甚至被學者稱爲「諮詢性的列寧主義」（consultative Leninism）。在某程度上緩解了中共遇上的信息反饋難題，幫助了管治效率。
最後，中共在改革開放後亦建立了比較有序的權力更替體制。在毛時代，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例如劉少奇、林彪等，許多都不得好死，在毛去世後，中共也是以政變方式完成接班，由一衆元老發動「懷仁堂事變」粉碎四人幫奪權。即使在鄧年代，趙紫陽也是以非正常方式退任總書記。但之後的三任領導人江胡習，都是在上任前已清楚擁有儲君地位，按部就班接班。這種接班方式，確保了中共的政治穩定性以至政策延續性，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善治。
但隨着中國社會的權力再中心化和習近平不知何時終止的永續連任，上述這些有利的條件，似乎都一一成爲歷史。首先，中國的「國進民退」傾向在市場內製造了極大的震盪，習近平針對巨企的打擊行爲，在未見到緩解社會矛盾的成效之前，就可能會先產生了不尊重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的效應。如果政府可以隨意徹底改變市場的運作規則，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令投資者卻步，或至少在取得一定經濟成果後，就急急把資金轉移到更安全更保障產權的民主國家。新東方股價在「雙減政策」後激跌九成，就已經是一個令資本家心寒的故事。
從集體獨裁變爲個人獨裁：中國現代化過程的賭博
其次，隨着習近平成爲「定於一尊」的偉大領袖，中國政策的自我糾錯能力似乎也在下降。
政治學者一般認爲，個人獨裁（personalist dictatorship）比制度性的獨裁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原因就在於制度獨裁下，任何重大決定好歹也需要在內部協商後才訂出。但個人獨裁則不然，只要大獨裁者一個決定，瘋狂的事就可以發生。俄羅斯獨裁者普京決定進攻烏克蘭，便是其中一個顯例。而且，當獨裁者擴權至甚麼都管的時候，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也會出現管不過來的情況，甚至可能令下屬不敢做決定，影響整體機構運作效率。
傳媒就曾報導消息指，習近平曾在黨內抱怨，若自己不做決定，下級官員就非常被動。但不論這些政策的真假，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策制訂的確出現極端化的傾向，以針對新冠病毒的防疫爲例，無論疫情輕重，中國的「一刀切」防疫政策自出台後就鮮有調整，成爲世界獨特的一道風景。太過權力集中的獨裁管治，可能反而會令管治變得更低效，犯錯機會更高。
雖然習近平會擔任中國領導人直至何時仍是未知數，但外界一般猜測他會至少再掌政十年，直至他接近80高齡。
在個人獨裁政體，接班人問題一直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一個太強勢的接班人可能會威脅到最高領袖的統治，林彪就是一個例子；而足夠忠心的接班人則未必有威望壓得住場，例如華國鋒；而即使接班人貌似忠心，但接任後也有一定可能推翻舊有領導人路線，在前蘇聯，赫魯曉夫就曾經完全地否定史大林。而無論如何，大獨裁者的接班問題在歷史上大都難以善了。
由這些制度性因素去分析，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和繼續連任，和其伴隨着的社會權力再中心化，並不一定能爲中共帶來更高的政治穩定性，反而更像是一着險棋。它象徵了中共揚棄了改革開放後政權的一些穩定性因素，例如黨內更平等的協商政治、有序的接班人選拔制度、對自由市場的尊重等，並讓國運更大程度的取決於一個人的智慧和決定上，這與其說是深化改革，倒不如說是一場中國現代化過程的賭博。外界將在習近平的下一個任期，慢慢看到這場賭局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