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以至此？

文/姚堯

自從3月18日（週五）下班回家以來，我已經在上海的社區裡被封了整整四個星期。封控之初，我的情緒是淡定的，甚至開玩笑說又放了個小長假。可是隨著疫情數字的快速飆高和封控時間的無限延長，我的情緒亦不免有時會變得焦慮、煩躁和困惑起來。像我原本就是長期深居簡出的宅男，連我都會覺得受不了，想來其他人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對於此次上海疫情，人們表達最多的情緒就是「失望」。原本，人們是對於上海寄予極高期待的。過去兩年多來，每當兄弟省市爆發疫情時，人們在詬病其管理失當之餘，常常不免會順帶一句：「如果是上海，肯定就不會管理成這樣！」可是隨著此次上海疫情爆發，人們無不搖頭歎息：「上海也不過如此！」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兄弟省市的疫情大抵都管控住了，唯獨上海的染病數位依然居於高位，這更是讓人們指責上海：「連抄作業都不會！」於是，各種各樣的陰謀論就應運而生了。

對於陰謀論，我是不置可否的，因為我既無法證明，亦無法證偽，故而只能半信半疑。我以為，陰謀論之所以盛行，必定有其盛行的土壤。凡陰謀得以產生，通常都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聰明人，二是要有大利益。或者反過來說，當聰明人和大利益結合在一起時，遲早都會有陰謀。因此，對於經濟繁榮的上海，對於日益崛起的中國，陰謀一直都會存在，陰謀論也一直都會存在。我們所需要探討的，或許不只是有沒有陰謀，而是陰謀，或者說廣義的陰謀，何以能夠持續發展，何以能夠造成破壞。過去的上海，未必就沒有人對它動過陰謀。只是這一次，為什麼就會失控至此呢？

1842年，清朝因鴉片戰爭戰敗而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南京條約》的第二條是清政府向英國開放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作為通商的五口之一正式開埠。1845年，英國在上海設立租界。隨後，法國和美國亦相繼在上海設立租界。由於清朝的腐朽和衰敗，租界範圍屢次擴張，且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和行政區。從民族獨立的角度來說，這固然是對於中國主權的嚴重侵害。可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帶來的政治制度和契約精神，使上海得以相對免受封建政治和官僚資本的桎梏，這對於經濟貿易的繁榮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既有政治制度的因素，又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更有文化傳統的因素。所謂海派文化，原本就是江南士紳文化與西方工業文明相交融的產物。因此，上海的基因中原本就有華洋交融，亦中亦西的成分。上海固然不可能脫離中華文化，但亦不可能完全類同於內陸城市。好的時候，你會誇它「海納百川」；壞的時候，你會罵它「假洋鬼子」。可無論你喜歡不喜歡，它就是這個樣子。文化層面的東西，原本就是有利有弊，而不易改變的。你之所以會對上海「失望」，或許不是上海變了，而是時事的變遷導致上海展現在你面前的那個景象變了。今年一月中旬，那個將疫情防控精准到一間二十平米的奶茶店的上海，和今年三月中旬，那個堅稱上海目前沒有封城也不必封城的上海，原本就是同一個上海。他們的底層思維都是一樣的，即不要因為行政管控而影響到了商業的繁榮和生活的精緻。至於陰謀，如果說真有的話，那也是因為上海對於繁榮商業和精緻生活的追求，才為陰謀的得逞提供了土壤。

時至今日，人們都在指責上海在疫情爆發之初的傲慢自負。可實際上，傲慢自負與霸氣自信原本就只有一線之隔，通常都是以結果論。你成功了，人家就會佩服你霸氣自信；你失敗了，人家就會批評你傲慢自負。無論自負還是自信，都不是憑空而來的，都是由過去的成功經驗和世人讚譽所逐步累積起來的。雖然早在疫情爆發之初，就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指出了上海疫情管控的漏洞疏失，預判將來會出大事，但主流輿論還是一面倒地誇讚上海。實事求是地說，由於過去兩年的防控太成功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導致不但上海人自我感覺極其良好，上海以外的人也絲毫不吝溢美之詞，以至於社會上竟然出現了一種「上海例外論」，即上海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故而可以採取與眾不同的防控措施。其實，我們在金融市場上待久了的人都知道，當某種事物被追捧到不合邏輯的地步，卻又只是簡單地以「這次不一樣」「這個不一樣」為由來搪塞解釋時，往往都是崩潰的前兆。為什麼既定的防疫政策在兄弟省市就能順利得到貫徹執行？為什麼在上海就會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這又何嘗不是「上海例外論」的思想在作祟？

我們說，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這句話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是，上海所有的成績和光榮，都源自全體中國人的支持和建設；第二層涵義是，中國人所有的缺點和迷思，其實上海都有。如果不是擁有那麼多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不是擁有那麼多舉世稱讚的榮譽，上海不會覺得自己例外，別人也不會覺得上海是例外。或者反過來說，如果任何一個城市擁有上海這樣的優勢和榮譽，只怕也很難不覺得自己有那麼一些與眾不同。

打仗，最怕的就是會打成添油戰術，這是人所共知的。既然道理大家都懂，那麼為什麼還是有許多戰爭最終打成了添油戰術呢？其原因就在於戰略上對敵情的估計不足，戰術上對經驗的因循守舊，後勤上對管理的雜亂無章。此次疫情防控，上海可謂是三方面的錯誤都犯了。

首先，是戰略上對待奧密克戎的傳播性估計不足；其次，是戰術上拘泥於過去行之有效的精准防控。當精准防控已經被證明無效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策略，只是將「精准」的區域逐漸擴大，由封在社區擴大至劃江而封。其結果是不但軍心混亂，而且失信於民。既然決心封城，那就是放棄速勝論而意在持久戰。既然是持久戰，那麼後勤就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可是浦東既已決定3月28日起封城，卻又在27日晚上放人出去搶購糧食，這不但使得之前十多天的封控成果付之東流，而且極大程度地加劇了民眾之間的密切接觸。原本說好浦東浦西各封四天，故而民眾就只會準備四天，或者稍微多一點的糧食。之後不得不延長封控時間，那就必須提前統一籌畫好對於被封控居民的糧食供給。在承平時期，市場化的運作有助於提高效率。在戰爭時期，則需要依靠計畫的方式統籌安排。可惜上海狃於行之多年的市場化傳統，直至現在，後勤依然是在依靠社區團購這種市場化的方式在運作。既然是市場化，那就是價高者得；既然是價高者得，那就會導致不公。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如果是承平時期，富人錦衣玉食，窮人飽暖無憂，那麼貧富差距大也就算了。可現在防疫如同作戰，再搞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局面，就必定會導致怨聲四起而民心不穩。一旦民心不穩，則敵對勢力必定會趁虛而入。原本沒有陰謀的，這時候也會有陰謀了。

《淮南子·原道訓》上記載：「夫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意思是說：善於游泳的人，會被水淹死；善於騎馬的人，會落馬摔死；這都是他們因為自身的愛好特長，卻反而招致災禍。因此，放縱情欲的人，沒有不傷及自身的；爭名奪利的人，沒有不走投無路的。當初共工力大，頭撞不周山，致使大地向南傾斜。與帝嚳爭奪帝位的結果，是被潛入水中，宗族被滅，後代死絕。越王翳當太子時，曾因不願繼位而躲進山洞，結果被越國人用火熏出，不得已而成為越王。由此看來，欲有所得，靠的是合乎時勢，而不是人力爭奪。欲有所治，靠的是合乎道義，而不是領導聖明。士處低位而不爭高，所以安全而沒有危險；水向下流而不爭先，所以迅疾而不遲滯。

2003年，上海確定其城市精神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八個字。2007年，總書記在主政上海時，又為其增添了「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八個字。前八個字，是上海固有的優點，是上海之所以成長為上海的內在動力。後八個字，是總書記對上海的期許，又或者看到了上海的有待改善之處。我們都知道，疫情終究會過去，而疫情過後的上海，依然還會是那個商業繁榮而生活精緻的上海。只是希望下一次，上海再度面臨艱難挑戰時，能夠吃一塹長一智，真正做到「開明睿智，大氣謙和」，不至於讓這次所遭受的苦頭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