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任何人不能欺負任何人」信念 史學泰斗余英時91歲辭世
文/RFA
一代史學泰斗、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辭世，享壽91歲。其學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表示，余先生一生捍衛人權，堅持「任何人不能欺負任何人」的信念。更關注中國文化、香港和台灣的命運，本於良知堅決反共，畢生一以貫之。
「六四是對我最大的刺激。從前還不是原則上不回去，而是事實上不願意回去。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絕對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援。」
余英時作爲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評論家，但他不從政，只在思想上表達意見，他形容對政治保持「遙遠的興趣」，「批評政治到此爲止」。「我不想我抓了權，別人都聽我的。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東西。」
磨了12年《余英時回憶錄》出版2019年初接受RFA「觀點」節目訪談，觸及核心價值，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余英時：「中國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裏，我過的生活，運用的價值基本上就是從中國來的。
RFA記者唐琪薇：所以您想保留的是中國文化最精華的？
余英時：「我的意思是中國文化現在不在中國。我那句話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說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國纔有中國文化。」
至於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嚴的知識人？余英時認爲：「王陽明講的一句要緊的，就是良知的問題。你有沒有良知？知識人有沒有尊嚴，你對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負責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提到，余先生是有良知和風骨的思想家，是知識分子的典範。「老師說過年輕時在安徽家鄉，有一個營長欺壓當地百姓，他寫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麼傳出去了，營長找人跟他解釋。老師談到這故事強調，『不許任何人欺負任何人』。這是他對人權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余先生指導時，正好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余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學生、學人和保護異議分子的行動，對中共政權火力全開批判，他對香港佔中運動，對臺灣民主運動發表很多支持的言論和作爲。他到人生最後階段仍很關心香港問題。
王泛森說：「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學生希望介紹去見面，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爭運動的教授去普大訪問的時候想要見他，他馬上就（答應）。」
研究從「堯」到「毛」的中國史學者
王泛森提到余先生是寫詩出身，對舊詩、音韻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唸書時余先生到台大演講自我介紹說是研究漢學、從「堯」到「毛」整個中國歷史，博士論文寫的是中國古代的不朽跟長生，曾在哈佛亞洲學報發表。余先生對漢代經濟交通、貿易與擴張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辦公室看到老師在看一本劍橋的中亞史，他一問原由，老師說，他很驚訝這本書居然收錄他很早期寫有關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專家。
王泛森說，余先生是世界少見曾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多所著名大學擔任教授的學者，希望他創造的學術寶庫的「利息」，在人間源源不絕地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國受到共產黨統治後，對文化的摧殘、人權的打壓，使得余英時非常痛苦。他反共，畢生一以貫之，對中國文化的命運非常關注。2006年獲頒「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該獎對他的褒詞提到，余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後，刺激年輕學者重新發現中國歷史文化豐富性多樣性的源頭。
中國文化在文革被摧殘 倡議設「中國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說，余先生認爲文革時期，中國文化飽受摧殘，他曾在香港明報寫過一篇文章倡議設立「中國文化的海外中心」，無處非中、無處不是中國。
王泛森提到，最後一次和老師通話是兩、三個月前。「老師問我有沒有什麼事情？我說太久沒有跟老師通電話，老師說，沒有打電話沒有關係。很多人認爲余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實他內心非常平靜。老師講過幾次，老年能平靜在家，安安靜靜看看書就很福氣。」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峯接受採訪提到，7月25日他才和余先生通電話，精神都還很好，忽然聽到他辭世，心很痛，他原本準備在疫情之後，將《余英時回憶錄》榮獲的金鼎獎和香港書獎的兩項獎座，親自帶到美國給余先生，豈料心願未能達成。
對生死豁達 與後輩侃侃而談自己的墓園
廖志峯提到，余先生對人很溫暖，對生死豁達，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訪余先生，他聽到余先生說父親活到八十多歲，他還說那您會活到100歲。當時兩人第一次見面一開始聊的話題，居然就是墓園，他還沒看到老師，就先看到老師預備的墓園。
廖志峯說：「我第一次見到他，見他之前，師母先帶我去普林斯頓墓園，我還先去他父親的墳上致意。那時還沒見到余老師，後來到他家裏，他跟我說，他將來就會葬在那裏。我就跟老師說，好！我將來再到這邊看你。」
提到余英時反共的源頭，廖志峯說，中共在六四打壓、集體殺害中國知識分子，現在則是對香港。余英時出自知識分子的良知，認爲中共扼殺、謀殺的是中國的希望，至今沒有平反。余英時跟他說，一定要守住臺灣最後這塊華人自由民主的淨土。
關心香港、台灣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灣？」
2013年中國流亡維權人士陳光誠訪臺，時任總統馬英九、文化部長龍應台未與陳會面。另曾呼籲馬英九檢討大陸政策。余英時過去受訪曾談到，「臺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種就是怕臺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檯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產黨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余英時2014年接受台灣天下雜誌訪問，曾鼓勵香港人爲自由和民主抗爭，他的結論是 : 「（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余英時當時肯定港人「公民抗命」，強調雖然要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他曾預言，香港出來反抗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余英時1930年出生天津，抗日戰爭爆發後父親把他送回安徽老家，他在鄉下過了9年。遇到新四軍屠殺鄉民，新四軍之後成爲共產黨基本勢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被遊說申請加入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他在回憶錄提及，感染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與「左傾幼稚病」，但很快覺醒，卻也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無地自容」的罪過。
搭上一班故障列車 從北京轉向香港 改變一生命運
余英時1949年曾執意回北京完成學業，余父已在香港，局勢非常不穩，他搭乘的列車故障。他一個轉念，認爲應留在父親身邊，就此轉向去了香港。余英時曾說，如果列車沒有故障，他留在中國，一生的命運將大爲不同。
香港時事評論員陶傑接受採訪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國跟世介面臨钜變的十字路口，民國政府把很多中研院院士接出來，很多有學問的人留在大陸，但胡適去了臺灣、錢穆去了香港。余英時一度要坐火車到中國北京念大學。
陶傑形容余英時年輕時對共產黨也「差點中招」：「他那時候的選擇是最驚心動魄的，這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選擇，還是中國在那個時候的選擇。余教授著作等身，最重要是講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擇當中去研究中國未來的方向。香港年輕人、海外華人也好，都應該好好讀他的著作，尤其在今天這個高科技物質橫流的時代。美國知識界也應重新認識余英時，在這個十字路口上。」
陶傑：美國政界智庫錯失聘余英時擔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傑認爲，余英時到了美國的學問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國被大材小用，他不只應該在學術界。美國的政界、智庫，至少二十年前就應該請他，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時代，他們不是提倡多元文化嗎？應該早就請余英時當一個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論指導組長。
和美國很多知識界 、智庫所謂「中國通」、「漢學家」相比，陶傑認爲，余英時最不一樣的是他看得透：「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學者看不透，書讀的再多也沒有用，而且他對新儒家的批評非常地獨到。當然他人很厚道，講的很含蓄，就說中國人二十一世紀的出路，看新儒家沒有用，因爲新儒家提倡的道統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氣的、故作深奧的，你只要講良知就夠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較寂寞的一個人，他對中西文化具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羅冠聰：感謝老師聲援香港 呼籲衆人儘可能反抗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衆志創黨主席、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在臉書放上與余英時的合照，並寫下：「感謝余英時先生對整個學術界的貢獻，啓廸了衆多後起之秀，奠定了諸多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基礎。也感謝老師對自由的支持，鼓勵著在各地爭取個人權利的有志之士，也曾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呼籲衆人儘可能反抗。」
副總統感謝余曾在臺灣國民黨一黨專制時爲「黨外」發聲
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在臉書悼念表示，「余院士關注人權、自由與民主，曾爲『黨外』發聲、爲美麗島事件投書國際媒體、聲援六四、支持香港。也時常提醒關心台灣，面對香港問題除了支持之外，更要不斷深化台灣的民主自由。余英時院士的胸襟、敢言、不屈、無畏與執著，已爲許多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立下不朽的典範。」
宋永毅看余英時：堅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者
文革研究學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採訪表示，余英時有淵博的學識和膽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爲自由派知識分子，他曾說如果共產黨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陸，他就堅決地做到。
宋永毅說：「我知道中國大陸千方百計，因爲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誘他，想給他種種誘惑、榮譽、待遇。有太多學者在共產黨掌權後就投靠共產黨。自由世界的學者倒過頭拍共產黨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這是非常珍貴、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學習的地方。」
王丹：余擇善固執 胡平：流亡知識分子最好的朋友
前六四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在臉書發文送別余英時，王丹說，余先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擇善固執」，「善」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他涉獵很多現實問題，跟他聊天可以感受到他真正安身立命的基礎，還是知識而不是激情，他有「士大夫」氣質、寬厚的胸襟和對年輕一輩的包容。
前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接受採訪表示，余先生不僅在學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關懷，能夠瞭解飄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國流亡知識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幫助、推介、寫序，異議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運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領銜很多人蔘與發表公開信、聯名信呼籲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後譴責中共，立場非常鮮明，很多人在那之後都變了、對共產黨暴政軟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堅持不變。
胡平提到，余英時是一位很純粹的學者，住在普林斯頓一個僻靜的森林裏，生活相當簡樸，彼此還約好疫情後再見呢。
余英時8月1日辭世，享壽91歲。四天後，中央研究院8月5日發佈這項訊息。中研院表示，余院士爲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獲唐獎後，爲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